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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24 06:14:54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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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王学圻:我对功名利禄没兴趣


现在社会给到年轻演员的机会让我非常羡慕,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多句台词了,真好啊。我和李雪健年轻的时候在节目单上有个共同的名字, 叫本团演员,我们演得最多的角色其实是群众甲乙丙。

上一次我做导演是三十年前的事了,拍《太阳鸟》。当时杨丽萍听过我的观念之后,觉得和她的想法也挺切合的,就这么来了一道。我记得第一天到了现场互相介绍,说这是导演的时候,我还下意识地在往旁边看,找人呢。突然听见有人喊,说你呢,王学圻,你就是导演,我脸一下子就出汗了,那一刻好像有点儿见不得人似的。

拍那部戏的时候,第一天,我就在现场发火了。发着火呢,我自己就乐了。心说刚才我还不好意思呢,怎么就发火了呢?后来想明白了,一开拍就进入创作了,没顾虑了。

我更喜欢演戏,我没有当导演的瘾。

我做导演没什么企图,也没有什么预期,基本都是边做边学。干导演这个工种真的挺不容易的,因为你什么都要记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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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戏这事儿从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那个时候这个组织还叫文化工作队,在长春机械局的一个厂子里面。那会儿我还不到20岁。说叫文化工作队,阵容也是太奢华了,所有部队文艺团体解散之后的骨干都在这儿呢:唱歌、舞蹈、京剧、相声、影视剧演员甚至是军乐团,都是在最好年纪上的一批人。毫不夸张,我们当时在天安门前排了《红色娘子军》的第二幕。

我没有不良习惯,不抽烟不喝酒,不打麻将,唯一会的娱乐项目是扑克牌里那个争上游。

宣传画里贴着,我是控烟大使,任何时候都不能拿烟。拍高希希导演《游戏规则》的时候出了点状况:在戏里面,我演一个黑社会老大,剧组给我买了很多雪茄。我说导演,雪茄我可不能碰。最后你看戏,一个黑帮老大的手下都在抽雪茄,自己反倒不抽。

我拿烟的角色,还真有,演李富春,那是个烟鬼。拍戏那段日子,我天天兜里装着烟、打火机还有火柴。太难受了,每天呛得鼻涕眼泪横流,也学不会。不过拍出来听人家说你演得还真像。再告诉你的就是,我一点儿都不会打麻将。

人的性格这种东西一辈子都很难改了,我是太较劲了。

我的个人爱好就是打扫卫生。只要我在家的时候,别人问我儿子,你爸爸在干嘛,一定是在打扫卫生。这些都是十五六岁起在部队养成的习惯,和条件反射一样。强迫症,家里不能有一点尘土,不能有一点不整洁。儿子说我们家摆放得比最整齐的商店还整齐。

我在后来能真正做了演员,还要感谢八一厂的王苹导演。是她找到了我,我跟她说我喜欢做演员。我说你要觉得我不是这个材料,我就干别的去了。王苹说我是个苗子,之后再去她家的时候,她也常鼓励我。当时我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就是个苗子,我不过是喜欢演戏,做别的事业会有点儿陌生。做演员,我是做着做着直到知道好坏之后才越来越喜欢的。

我一生遇到过很多特别好的老师。有一个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我一直都记得:一只青蛙掉进牛奶缸里,它不停地挣蹦,牛奶变成了奶酪,这个青蛙就跳出来活了;可是它要不动唤呢,就封死在奶酪里面了。这事儿说起来挺糙的,但道理摆在那儿呢,不停地动不就是奋斗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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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演员这一行太残酷。比我好的演员比比皆是,他们是真正的大艺术家。可是阴差阳错没赶上机会,等到舞台重新对我们这一代人开放的时候,比我厉害的人年岁大了,退休了,我只是赶上了好时节。

人的成功需要努力加上机会,这俩元素缺一不可。聪明人未必一帆风顺。

我不鼓励家里人走我这条路,如果他们决定了,我会提醒他们当演员不容易。和我年轻的时候比,现在环境大不一样了,选择的机会太多了。

说起从前,李雪健、濮存昕还有我,我们老哥仨是一拨儿的。从装置组干起。装置组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演员上台谢幕那一刻,我们要爬上台顶,等主演们的那一个躬鞠完起身,合上大幕,赶紧下灯。直到现在,在台上谢幕那一刻,我会经常下意识抬眼看一下台顶,那是我开始工作的地方,我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小朋友在等着我们谢幕,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。

今天给到年轻演员的机会让我非常羡慕,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多句台词了。我和雪健年轻的时候在节目单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本团演员,我们演得最多的角色其实是群众甲乙丙。

我是我们三个(和李雪健、濮存昕)里面第一个有台词的,也是第一个把名字写上节目单的。导演说,来两人在台上走一下,我想好不容易上台了不能白走啊,就一边走一边嘀咕。有时候会被导演一声大喝:说什么呢,快下去;有时候嘀咕被导演听见了,哎,这句不错啊,我就赚了一句“水词儿”。那时候的我可不觉得什么是“水词儿”,那都是正儿八经要讲的词儿,自己给自己争来的。

拍电影《赤道》的时候,最后一场戏,我和张学友演的教授在火车上遇见。张学友那个角色为了隐藏身份剃了光头。我突然冒出了一句:“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?”学友听完就愣住了,现场静悄悄的,半天导演走过来说:“王老师啊,学友没有穿马甲啦。”我说这是个梗,香港的文化氛围不一样嘛,我记得后来学友找我,他憋红了脸跟我说:“我实在是没有穿马甲啦。”我也没法解释,后来有天我们一起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这场戏,大家哄堂大笑。

我喜欢接触新东西,骨子里喜欢那些好玩的事儿,不是那么严肃古板的。

随性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在戏里的大有人在,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。有人在场景里面加入了很多美学的细节;有人就多写了几个小节的音乐;我这人演戏的时候是喜欢往里面放点儿接地气的梗。

和雪健在团里跑龙套的时候,一场戏下来我们俩的衣服比主演多。凡是剧里出现的形象都被我们承包了:要饭的,看热闹的,匪兵,红军……他是匪兵甲,我是红军甲,经常要死一个,死之前就是给自己加戏的时候。听到导演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够了够了王学圻你该躺下了……所以后来,王学圻这三个字第一次在节目单上出现是演一个烈士。

后来慢慢有了大角色,真挺不容易的。那个年代里主演要干最多的活,卸了妆,赶快去帮着拆场,搬道具,义不容辞,还特别开心,使不完的劲儿。为什么?一晚上你在台上演戏,大伙在台下陪着你服务,你好意思不干活么?我总是想:不能骄傲,不能翘着尾巴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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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当导演拍电影的时候,姜文过来看过我,他说哥你太狠了。90年代拍电影使胶片的比例是3:1,一条戏最多过三遍,多拍一条就超支了,胶片贵啊。拍《太阳鸟》,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些条省下来给杨丽萍。演员出身的导演都这样,姜文拍《鬼子来了》,自己都是一条过,别人就能多来几遍。

导完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之后。我说过以后不再当导演了。因为第一部片子剪完了之后大家都说不好看,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个事实的。慢慢时间过去了,我意识到文字语言和镜头语言是不一样的。做所有的事都是有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,不管结果怎么样,这个过程你学到了东西,成不成的,试过了不遗憾。

男人做的很多事情是给逼出来的。我讲了这么多拍戏的过程,有开心有沮丧,但你们听我说得简单,真的做下来的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经历这么多,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至于功名利禄,我对那些东西其实没什么感觉。

三十年之后,我答应下来拍《以父之名》是因为太喜欢这个题材了。结构和故事自己又喜欢,戏剧化不做作,就看这三个女间谍怎么就跑到这个老男人这儿来了呢?太难得了。没人编剧,我说自己来吧,写一场念一场,写了一年多。

这次做导演,我没三十年前导戏那么较劲了,可最后杀青前的一场戏还是发了通火。从布拉格回来,有人跟我说,王老师你最后一天发火有什么用,人都散了。我也挺后悔,就跟身边的人说:以后我脾气再上来一定别顺着我。我说我这脾气,可能从年轻时候就爱着急。演戏这行,我看见过好的,知道什么是好的,做不好我就是着急。

平常我爱说话,之前在空政艺术团里,也爱好给小朋友们讲讲段子。下午他们碰见我,可能要听我聊上一个多小时,直到导演在旁边来一句:行了么?拍戏。才算结束。这个岁数了,我不把自己当老爷子养,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。

一辈子像我这么过也挺好,少诱惑就少苦恼。

编辑 暖小团

摄影 高远

采访 Min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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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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